您的当前位置是：首页 > 业务中心 > 新兴产业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产业维度，而“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空间维度。与此同时，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升级优化提出了要求。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竞争力是两个重点。
总体上，产业链竞争力主要对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中美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当然，这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
例如，中美冲突不仅使得我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提升竞争力更为紧迫。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中性意义。
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既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地，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
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在曾经的美苏、美日关系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
这甚至决定了两国在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的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且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
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我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我国与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障碍。
相较而言，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着一定的隐忧，尤其是美国一些机构给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
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决议，以及美国早在2008年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的失败尝试——《沃纳—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体量不大，受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些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约束。相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
中国工业化已经从粗放扩张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
可见，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2017—2018年，HS6位码下全球贸易共包括3556种中间产品，中国对其中2247种产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并且出口858种高中心度产品（该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其中的693种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种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
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优势。这也印证了在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冲击，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中心度的产品出口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的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
根据我们设计的产品层面复合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我们还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产业链的脆弱性将2017年中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6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的进口集中度双高，这类中间品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强，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应重点关注和评估这类中间品。
第二类，812种中间品。我国的进口集中度较低，从现实来看，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弱。当前，这类中间品可能进口规模较小、容易降低进口集中度，但在中长期，如果进口规模明显提升，则其市场集中度也将向全球较高的出口中心度收敛。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中间品可能会转变成为第一类脆弱性最强的情况。对这类中间品，要着眼于长远、加强产业链安全规划。
第三类，759种中间品。这类中间品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但是其对应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低。对这类中间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具体地，中国约39.8%的高脆弱性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数较低，其中不乏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和光学—医疗等仪器产品。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产业链多元化空间，产业链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间较大。
第四类，还有1652种中间产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的集中度双双较低。这类中间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弱，而且地位较为稳定。这类中间品超过全部中间品进口种类的50%，以及进口金额的48.2%，是中国进口供应链的稳定因素。
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案例分析验证了该产业链悖论。即使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老牌工业强国和处于全球科技领域顶端的国家，实际上也强烈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
我们发现，各国越是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外国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脆弱性越强。例如，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位的却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是机械设备。
其次，对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们验证了在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产业链悖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随着中国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程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比较容易实现在一国范围内循环。
最后，在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对产业链悖论的处理值得中国学习。美国通过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保障。
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但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因素影响。
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产业链悖论”的约束实现突破。
我们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中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
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了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表明其关于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也需要维护与主要国家良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
我们的研究从专利技术层面，对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定量评估。基于过去20年全球专利技术数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呈现出四方面特征：数量巨大、核心专利占比低、近五年来进步神速、“偏科”严重且专利技术大量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
此外，尽管中国在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PCT（专利合作协定）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就PCT核心专利而言，中国与美国、日本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客观认识这种差距，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合作。
对于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度，不论执政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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