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平台·应用基础研究：实现科技全球领跑的关键发布时间：2024-04-30 | 来源：乐鱼华体会 作者：乐鱼官网app下载

　　今年全国期间，习总在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夯实科技强国建设基础的一大热词，与“基础研究”常常并列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只有深刻理解“应用基础研究”这一概念，才能认清其对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建国际科技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诠释应用基础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跳出“三分法”的概念把握。传统“三分法”研究是国际经合组织（OECD）提出的，即把科研活动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然而，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导致的后果是处于创新链上游的科研机构很难具备准确的需求知识，而下游企业则很少进入上游研究环节，从而导致科技体系与产业体系之间的隔阂。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系统建设开始跳出传统思维方式，越来越强调“整合”的可能，通过找准关键性的问题内容，以特定环节来撬动创新。应用基础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引起关注。

　　现代社会的基础研究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科学家深化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动力，更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动力驱动。为此，21世纪初开始，不少国家政府主动引导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相接轨，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下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提升产学研链条整体效率，使得基础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近年来，应用基础研究被定义为“有用的科学”的代名词，不仅与传统纯科学的基础研究日渐区别，越来越以成果应用、转化为己任，充当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放研究的桥梁。另一方面，又从应用开发研究中引入新的共性问题，把生产实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上升为理论，对新理论新问题开展高于应用认知的必要探索。

　　推进应用基础研究是解决“卡脖子”问题、赢得竞争优势的具体举措。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以基础创新攻克现实应用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完成发展驱动。全球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这并不意味着过分强调基础研究的领先做强。当前，我国还有一些“卡脖子”技术问题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根子就在于缺少配套的基础理论研究，源头和底层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为此，必须实现前沿引领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强调与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也极为依赖大型实验设备和工程团队。发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高水平研发条件为其持续支撑，科技基础上的重大突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审视应用基础研究，应立足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角度。新质生产力是党中央立足于世界科技进步的前沿，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任务提出的最新概念。习总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经济社会系统运作，特别是需要基于技术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些发展动力加以催生。

　　应用基础研究的特点正是问题意识较强，往往瞄准的是世界最流行、最引人注目的科技趋势，同时在具体学科中也能够前瞻性、原创性地开展效果研究，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动能要求。此外，生产力的本质是对物质产品、技术产品的产出能力，需要经常评估研发经费的投入和产出比，避免资源投入的低效浪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都能有效、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事实上，平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的关系，一直是国家研发投入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凸显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有助于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育，也能够提高研发投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现高质量的产出效能，发挥新型生产方式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带动作用。

　　拓展应用基础研究应提升全球视野，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构建国际科技共同体。习总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应用基础研究同样与国际科技合作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首先，国际科技合作有助于实现应用基础研究层面的创新共赢。当前，应该正确把握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载人航天工程研究上，中国已经与多个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并且愿意将中国空间站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开放。

　　其次，国际科技合作有必要以项目和目标为导向，占据应用研究的底层源头。科技合作主导权是各国竞争的核心所在，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要想占据价值链上游，一方面必须积极牵头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聚焦重大问题加强国际联合研发；另一方面则要以航天、大型物理实验、高铁、深海探测、半导体等科技工程的应用价值为指向，把资金和资源引到生命周期更长且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产业上游高端。只有这样，才能凭借科研合作的平台效应，彰显我国科学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构建新的科技发展的伦理准则与治理体系。

　　最后，国际科技合作有利于高端人才的回归乃至聚集。人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我国要实现科技创新领跑全球，离不开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近年来，国内不少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都瞄准世界一流人才，但要想真正将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还是要为国内外同行提供更多场合和项目，实现广泛的交流合作。一旦应用基础研究的创新活动频繁活跃，再兼具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新时代的中国必将成为创新人才高度集聚的全球人才高地。

　　总之，在科研深度全球化和科技创新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应用基础研究必须在科技战略和政策体系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将科学研究“功利色彩”和“需求导向”混为一谈。功利色彩受到的是科技评价机制的作用，但应用基础研究的需求导向主要根源于科研方向选择机制，同时也部分受到个人旨趣的影响。应用基础研究本质上还是基础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只有赋予科学团队充分自主性，支持其投身应用基础研究，才能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